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瓯越文化的内涵

温州不仅区域经济格局自成一体,而且地域文化也独具特色。本文从海洋文化、山水文化、移民文化、商业文化、宗教文化、学术文化等方面论述了瓯越文化的内涵和特点,认为瓯越文化内涵丰富,具有明显的多元性、开放性、创新性等特点。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温州出现了巨变,各项经济指标都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并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温州模式”。温州人像是在玩魔术一样变出了许多令国人惊讶、羡慕、嫉妒的东西,并一再成为国内舆论关注的热点和改革开放的晴雨表,以致“温州”、“温州人”成了著名的品牌,“温州模式”也成了一种独特的旅游资源。作为一座中等城市,一座长期远离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边缘城市,温州何以一再产生惊人之举?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推动温州经济发展背后的动因,不少人认为,文化是温州经济发展的内驱力。

温州不仅区域经济格局自成一体,而且地域文化也独具特色,对我国经济文化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当前,学术界对温州经济现象研究已相当深入,论著汗牛充栋,但对温州文化现象研究则相当薄弱。因而深入开展对温州文化的研究,建立起比较系统、完整、科学的温州文化的理论,既是历史的回声,又是现实的召唤。文化是个极其宽泛的概念,地域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本文试从山水文化、海洋文化、移民文化、宗教文化、商业文化、学术文化等方面来论述温州文化的内涵。

一、山水文化

山水文化是一种以自然山水为特质载体或对象而产生的各种文化形态与文化现象的总和。山水在为人们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物质资源的同时,也在不断开启人们的思维和智慧,洗涤人们的心灵。置身于秀丽的山水风光之中,“我们的胸襟象一朵朵花似的展开,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影”。人们在利用山水、享受山水资源的同时,也不断地创造着、丰富着山水文化,山水文化是人们长期山水审美实践的产物。

温州是座山水典型城市,山水尽东南之美。温州有雁荡山(含北雁荡山、中雁荡山、南雁荡山)和楠溪江两个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有仙岩、百丈漈、瑶溪、泽雅、寨寮溪、洞头、滨海——玉苍山等七处省级风景名胜区和十四处市县级风景旅游区,有“中国城市四大孤屿”之一的江心屿,有南麂、乌岩岭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麂还是联合国生物保护圈。景区面积辽阔,占全市国土总面积的22.23%;景区种类众多,有奇山秀水、滨海岛屿、高山湖泊和原始森林等;景区景点秀美,大龙湫、合掌峰、楠浮标滩林等景观世人称绝。旅游资源中还包括了众多与自然景观相映成趣的人文景观,有瑞安玉海楼、苍南蒲壮所二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44处省级、420多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弹丸之地的老城区就有江心屿、华盖山、海坛山、松台山、郭公山、积谷山、景山、翠微山、巽山、杨府山、大球山、九山湖、龟湖、温瑞塘河、勤奋河等,一座城市的中心能有如此众多的小山和河流是十分难得的。

温州秀美的山水吸引了众多的文人骚客,积淀了丰富的山水文化。温州是我国山水诗的发祥地。南朝大诗人谢灵运是我国山水诗鼻祖,他任永嘉(今温州)太守时,留下20余首咏赏温州山水的诗篇。“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等是吟咏温州的千古名句。之后,温州山水又遗有孟浩然、司空图、崔道融、韩愈、沈括、王十朋、朱熹、陆游、陈亮、叶适、姜夔、文天祥、徐霞客、袁枚、朱尊彝、康有为、孙诒让等人的足迹和诗文。仅江心屿就有历代诗篇300多首,连无缘寻访温州的李白、杜甫也写下了选美江心屿的诗句。李白诗曰“康乐上官去,永嘉游石门。江亭有孤屿,千载迹犹存。”杜甫诗曰:“孤屿亭何处?天涯水气中。故人官就此,绝境与谁同?隐吏适梅福,看山忆谢公。扁舟吾己就,把钓待秋风。”江心屿可谓名副其实的“诗之岛”,文化品位极其高雅。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秀美的山水养育一代又一代充满灵气的温州人,也容易产生超越现实,富于灵性的佛道气象。

二、海洋文化

海洋文化亦即海洋文明,是一种依赖海洋进行商品生产所形成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现象,相对于大陆文化或大陆文明而言。以工商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海洋文化与以农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大陆文化有着极大的区别:大陆文化以家为本位,海洋文化以个人为本位;大陆文化重视调整人与人的关系,海洋文化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大陆文化重舍生取义,海洋文化重死里求生;大陆文化重稳定,海洋文化重进取;大陆文化社会科学理念论发达,海洋文化自然科学理论发达等。

但是并非所有沿海地区都能形成海洋文化,如果没有强烈的不同文化类型国家的商品交换的需求和可能的话。中国有一万多公里的海岸线和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然而古代中国大部分沿海地区由于征服自然能力的薄弱以及中央集权专制长时期的闭关锁国和海禁政策,并没有孕育出海洋文化的充分条件,如齐鲁地区,虽地处滨海,其文化却是大陆文化的典范。

但是温州与少数一些沿海城市却具备了海洋文化的一些条件,如海上运输贸易,对外开放等。

温州海上运输历史悠久,《山海经》里就有关于温州的记载,谓“瓯居海中”,说明先秦时代温州对外交通必须取道海上,给人以居住海中的印象。三国时,为江南三大造船基地之一;北宋时,为全国11个造船中心之一,造船数占全国之首,可见温州海运之发达。

更难得的是,温州历史上有三次正式对外开放。第一次对外开放为宋元时期。北宋灭亡,宋室南渡偏安江南后,商品贸易和对外交往便大都依赖海上,海上丝绸之路兴起,明州(庆元)、泉州、温州是当时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由于海外商贸的繁荣,南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在温州设立市舶务,用以管理海外贸易,并建待贤驿、待远驿来招待来温州的外国人。南宋宗庆元年(1195年)罢市舶务,温州对外贸易陷于停顿。元朝建立后,为发展海外经济文化交流,至元廿四年(1277年)在全国设立了七处市舶司,温州为其中之一,对外贸易、文化交流兴盛起来。值得一提的是,温州人周达观于1296年奉命随使赴真腊(今柬埔寨)招抚,回国后,著有《真腊风土记》,这是十三世纪柬埔寨吴哥文化极盛时期的唯一记载,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普遍重视。该书中提到柬埔寨人民喜爱的温州漆盘,从中可以窥见温州当时对外交往的状况。明初郑和下西洋后,明清两朝政府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温州人民受尽倭寇和海盗骚扰之苦,经济陷入停顿之中,文化趋向沉寂。

第二次对外开放为晚清时期。1876年,英国以马嘉理事件为借口,胁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中英烟台条约》,终于将他们觊觎已久的温州变成了通商口岸。从此,棉布、棉纱、金属、煤油、火柴、西药、肥皂、鸦片等洋货,基督教、天主教、西医等洋文化以及美孚火油公司、项瑞炼乳公司等洋公司源源不断地进入温州,而温州的茶叶、瓯柑、瓯绸、明矾等地方产品也大量输出。温州不仅经济格局在变化(如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在迅速增长),而且思想观念也在变化(如出现了维新思潮)。

第三次对外开放为二十世纪末。1984年,国务院批准温州为沿海四个开放城市之一,温州走在了对外开放的前列,至今已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格局。温州人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纵观温州历史,对外开放则生机盎然;闭关锁国则死气沉沉。对外开放,不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客观上都带来了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科学文化的广泛传播和思维方式的更新转变。温州人具有开放的心态,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敢于冒险的性格与频繁的海外交流是分不开的。

三、移民文化

传统文化对移民尤其是海外移民是十分排斥的,它强调“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恃所愿也”,强调“父母在、不远游”。只有生存困难或富于冒险精神的人才会有勇气和决心移民。
移民,不论是迁出的,还是迁入的,相对于迁出地和迁入地来说,一般都是总体素质比较高的人群。移民的流动,给本土人注入了新的血液,使社会结构逐渐从血缘宗族关系中疏离出来,使传统观念及习俗淡化。移民远离故土,出于经济利益、精神生活和社会存在的原因,非团结不足以图生存,非互助不足以言发展,故其凝聚力十分强。移民在生活中最大的难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文化问题,有着一种强烈的漂泊异国他乡的孤独,一种无根的感觉。成功的移民,除了在语言适应能力外,还必须尽快在心理上部分或完全接受移居地的文化生活习惯,自觉地援用当地的行为准则来调整自己的生活目标,善于融合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故移民特别适应多元性的文化社会。

温州是一座移民型城市。温州依山傍海,气候宜人,物产丰富,少有战乱,吸引了众多的外地人来此繁衍生息。同时,也有相当多的本地人迫于生活或追求更好发展而外出经商、定居。

新石器时代,温州就有原始瓯人居住活动,但属“偏远下洲”,被中原人称为“南方蛮夷”。春秋后期,越国强盛,越人南下东瓯,原始瓯人与越少杂居,构成了瓯越先民,共创了具有区域特色的“瓯越文化”。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晋室南渡,北方移民与温州土著人杂居同化,出现土生土长的瓯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东晋至南朝中出任永嘉太守有王羲之、孙绰、谢灵运、颜延之、裴松之、丘迟等人的后裔都成了温州移民。

五代时期,福建发生王羲之乱,人口四散,大量流入温州。如永嘉县苍坡村的李氏、芙蓉村的陈氏、溪口村的戴氏等祖先都是这时从福建迁入。

北宋末年“靖康之乱”后,宋室南渡,中原汉族大南迁,温州人口激增,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年),温州人口119640户,人口262710人;到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年),上升为170035户,人口增至910657人,出现了温州历史上经济文化最辉煌的时期。

元末,方国珍、陈友谅、朱元璋逐鹿中原,战祸频繁,道路梗阻,不少外籍在温官宦及行旅者不得返回故里,遂留温州定居。

明初,政府创设卫所制。温州设有温州卫、磐石卫、金乡卫等,大批外籍官军来温州戌卫,其中不少成为移民。今之苍南县金乡镇有多种方言便是移民众多的证明。关于温州历史上移民情况,胡珠生先生在《温州历代迁入人口姓氏考述》一文中有深入考证和详细论述。

二十世纪末,温州又上演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潮。据《温州日报》2001年4月11日报道,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全市总人口为775.8万人(包括外来人口,不包括外出人口)。全市外出市区、县(市)以外人口为113.31万人,其中外出省外人口为69.60万人。全市外来人口为133.97万人,其中省外流入人口100.72万人。温州还有40多万人分散在全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经商、定居,是我国著名的侨乡。温州人外出主要是以经商为主,外地人流入主要以务工为主。劳动力的大进大出是当今温州经济格局的一大显著特点。

四、商业文化

自古中国是以农为本,农业文明有其悠久的历史和中心的地位,但对滨海城市——温州来说,手工业和商业长期占有重要地位,温州是一座商贸型城市。

南朝永嘉太守丘迟在选美温州“控山带海,利兼水陆,实东南之沃壤,一都之巨会”时,同时也指出当地居民不务农业,好闲游性情,“曝背拘牛,屡空于田亩”,“耕灌不修,桑榆靡树”,“遨游廛里,酣卒岁”。《隋书·地理志》称永嘉一带妇女“暴面市廛竟分铢以给其夫”。宋《方舆胜览》指出温州“地不宜桑而织纫工,不宜漆而器用备”。温州丝织品、漆器驰名天下,其实本地并不产丝、漆,其材料皆从远地贩运而来,可见人们富贵并非靠务农。北宋熙宁十年,永嘉税场的商税高达二万五千多贯,为全国各县平均商税的七倍多,可见商业之繁荣。南宋时商品贸易和对外交通依赖海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更刺激了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时人称温州“其华纤靡,其人多贾”。对此,北宋时温州知府杨蟠有深切感受,他称赞温州“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永嘉学派反对以义抑利,主张以利和义;反对厚本抑末,主张以国家之力扶持工商业;反对空谈义理心性,提倡事功等思想,正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反映,是温州百姓心态的集中表达,同时也深刻地影响历代温州人的思想观念。

明朝中后期,温州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人们在物质上追求奢华生活,思想上崇尚金钱追求个性。明朝万历年间永嘉人姜准撰有《歧海琐谈》,比较充分地反映了温州商业的发达和温州人对金钱的热烈追逐。“无论市井庸流,负贩贱品,惟家业温裕,力足以经营之者,苟发一念,无不获遂”;他们“身衣骑毂,冠凌云康晋之中”;“近年富儿入银得买序班署丞,兵马录事诸京秩”。

近代以来,特别是开埠以后,温州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经商者蔚然成风,感染了众多知识分子,如“东瓯三先生”陈虬、宋恕、陈黻宸就积极主张“开商埠”、“搜伏利”、“依商之力”等,经学大师孙诒让还身体力行,晚年兼任瑞安县商会总理。

如今的温州人更是商场上的高手,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没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去开拓。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十万供销大军,到今天的百万经商大军,温州人形成了当代中国最大的商帮,温州人的足迹遍布全世界,象空气一样无所不在,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

长期的工商业活动,使温州人形成独特的商业文化和群体性格:如勤劳务实,灵活善变,善于钻空子,自主意识强,不善合作,急功近利,追求高消费,重视人际关系,缺乏大气,敢于冒险,善于创新等。

五、宗教文化

宗教是用非现实的力量、非现实的手段解决现实问题的体现,是人的内心世界对外部世界恐怖、忧虑的反映,是解决现实生活无法克服的难题的企盼,是人的精神家园和心灵避难所。面对着波涛汹涌的大海,面对着变幻莫测的商机,面对着无力解决的重大问题,无能为力的温州人自然祈求于神灵保佑,因此,温州的宗教相当发达。

新石器时代,温州一带流行悬棺葬,石棚墓。悬棺葬,在悬崖峭壁上安置棺材;石棚墓,墓穴上盖石小者3-4吨,大者10-15吨。在生产力极其落后的时代里,能实施如此巨大的工程,必须具备巨大的动力,那只能是坚定的信仰所驱使。

东汉时,温州流行道教。道教有三十六洞天,市区华盖山容成洞名列第十八;道教有七十二福地,永嘉大箬岩石室名列第十二。道教史上重要人物——南朝陶弘景就曾隐居此地。陶弘景满腹经纶,却拒绝皇帝邀请,决意弃官隐居。在《诏问山中可所有》的诗中,表现非凡的气度和风韵。诗云:“山中无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说,不堪持赠君”。大箬岩石室后改称陶公洞,今为旅游胜景。

唐朝时,温州佛教名闻天下。永嘉人玄觉参谒神宗六祖惠能一宿得道,即返温州宣扬禅宗顿悟法门。著有《证道歌》,歌中有“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等句对后世影响深远。今市区松台山为玄觉大师纪念地。

五代时,吴越国大兴佛教,有佛国之称。温州先后兴建普觉瑜加寺、密印寺等六十多座佛寺。

南宋时,江南禅寺极为兴盛,政府曾对江南禅款规定等级,国家经营的有五山十刹。当时江心屿的江心寺是十刹之一,雁荡山的能仁寺属五山之一。温州的寺院常引得外国僧人来游历、学习。如,南宋著名诗人、“永嘉四灵”之一徐照在《题江心寺》诗首句便是:“两寺今为一,僧多外国人”。至今江心寺、能仁寺仍香火旺盛。

宋元时,温州是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文化交流频繁,不仅对佛教禅宗东传,而且对西方宗教如摩尼教、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起过重要作用。以基督教为例,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命途多舛,曾几番流行,又几番沉寂。流行时,温州首当其冲,如元朝;沉寂时,温州并未禁绝,如明清;一俟时机成熟,又马上大规模流行。温州民间素有鬼神迷信的传统。司马迁《史记》说:“东瓯王敬鬼”。《隋书·地理志》说温州:“其谷信鬼神,好淫祀”。唐陆龟蒙《瓯越野庙碑记》说:“瓯越间好事鬼,山椒水滨多淫祀”。
如今温州的宗教、迷信仍很盛行,基督新教徒(耶稣教徒)约50万,天主教徒近10万,信佛道的人难计其数,寺院、道观、教堂比比皆是。与此相关的,温州人还大兴祠堂、大修祖坟,104国道线上那满山遍野的白色的椅子坟,让前来参观的外地人大为惊奇和不解。

温州宗教文化有着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基本特征,如实用性强,信教目的是为解决现实生活中发财致富、传宗接代、消灾避害等问题;兼容性强,往往儒道释同时并存;泛神论,往往见佛就拜,见菩萨就烧香,所信之神五花八门等。但温州也有自己的特色。如,宗教信仰的功利性特别强烈,财神崇拜极为典型。

六、学术文化

不少人以为温州只是工商业发达,而缺乏文化品味,甚至认为温州乃文化沙漠地带。孰不知,温州乃是一座文化底蕴很深,文化积淀丰厚的城市,文风兴盛,名家辈出。

唐代诗人赵暇诗曰“东晋江山称永嘉”,这不仅是对温州山水胜景的赞誉,也是对温州人文昌盛的写照。自东晋至南朝,历任永嘉太守多为著名文化,不少名垂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如玄言诗创始人孙绰,书圣王羲之,山水诗鼻祖谢灵运,史学家裴松之、檀道鸾,诗人颜延之、丘迟等,他们在温州任职期满,或作诗、或为文,佳作迭出,声迹流播,为瓯越大地增添了不少文化气息。清《永嘉郡志》言:“永嘉自东晋置郡以来,为之守者若王羲之治尚慈惠,谢灵运招士讲书,由是人知向学,民风一变”他们不仅为温州而且对我国文化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宋朝时,温州文风鼎盛,中进士的就有1416人,可谓“温州多士,为东南最”。据孙诒让《温州经籍志》著录的两宋时期温州学者就有二百四十多人,著作六百多部。南宋时温州产生了以薛季宜、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在中国学术史占有一席之地的“永嘉学派”,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永嘉四灵”(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以高则诚为代表的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南戏”,被誉为“东南小邹鲁”。小小的温州能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产生出如此优秀的文化,想来仍令我们激动和骄傲不已。

十九世纪末,温州得风气之先,在戒缠足,兴女学、改变礼俗等走在全国前列,出现了强劲的社会改革思潮,其代表人物有陈虬、宋恕、陈黻宸、孙衣言、孙锵鸣、孙诒让、黄绍箕、黄庆澄等人。今天我们读宋恕的《卑议》、《高议》等著作,仍能强烈感受到不同凡响的改革思想。尤其是孙诒让,在墨学、经学、甲骨文等多种学术领域取得巨大成就,被章太炎称为“三百年绝等双”,被郭沫若誉为“启后承先一巨儒”。

直至现代,温州仍人文荟萃,涌现出文学家郑振铎,词学宗师存承焘,曲学宗师王季思,考古学家夏鼐,杂文学家赵超构,史学家周予同,数学家姜立夫、李锐夫、苏步青,文史学家苏渊雷,书法家方介堪,哲学家南怀瑾等海内外知名学者。

此外,温州的书画、摄影、戏曲、歌舞乃至竞技体育,在国内也有相当的影响力。以书画为例,温州史上产生了黄公望、姜立纲、项维仁等大师级的书画家和具有独特风格的“永嘉画派”。奚立镇先生主编的《温州历代美术家》,就收录了古今温州美术家1000多人,可见温州书画艺术之盛。

晚清时期瑞安人孙衣言在南雁荡山会文书院的对联颇能反映温州学术文化的特点,对联曰:“伊洛微言持敬始,永嘉前辈读书多。”

综上所述,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长期的历史积淀,温州文化内涵十分丰富,风格鲜明独特,举其要而言,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多元性。在数千年中华文明史中,温州绝大部分时间远离社会中心而作为边缘存在,中心控制力弱,因而荟萃了多种文化,呈现出明显的多元性。如内陆文化和海洋文化,农耕文化和工商文化,本土文化和移民文化同时并存,还有山水文化、宗教文化、学术文化等,正是由多种各具特色的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促进才构筑起色彩斑斓的地域文化。

其二,开放性。作为沿海城市、移民城市和工商业城市,必须与外部世界有广泛的联系,也必然受到各种外来文化的影响。温州特别善于吸收各种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结合,为我所用。各种外来文化比较容易在温州找到它的立足之处,温州各类宗教的发达即是证明。

其三,创新性。多元文化的碰撞、冲突与交融,极易生长出新的文化。温州在多种文化交融下特别善于创新,拥有许多个中国第一。温州正是以强大的创新能力和长期的文化积淀,为世瞩目。

其四,鲜明的群体性格。温州人具有独特的群体性格,极易为外地人所辨识:如,勤劳务实,灵活多变,敢于冒险,善于模仿,善于创新等,而这正是了解温州经济格局之所以形成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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